1962年3月，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。与此期间，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创作座谈会(两个会议都称为“广州会议”)。3月2日，周恩来在“广州会议”的开幕式上作了《论知识分子问题》的报告，3月5日，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，分别在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讲了话，严厉责备了几年来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粗暴干涉、瞎指挥等“霸王”作风。

　　“广州会议”在文化知识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，它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界和文艺界的范围，各地知识分子都相当踊跃，但是，好景不长。不到一年，政策发生巨大变化，这一时期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制定的各种条例，还没有贯彻执行，就被打入了冷宫，知识分子的意见和热情又遭到了批判和否定。

　　在省档案馆，时报记者翻阅到了当时“广州会议”上周恩来与陈毅同志的精彩讲话，以及之后，广州著名知识分子容庚、国学大师陈寅恪等人的遭遇。40年来，世事变化，今天，让我们再回头翻开当时的历史，唏嘘不已。

　　广史钩沉

　　“广州会议”：悔不当初听听科学家的话

　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》说，要彻底批判“条件论”，要把一切“白旗”以至“灰旗”统统拔掉。所谓“彻底批判”、“统统拔掉”，实际上是封住科学家的嘴，使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不敢再发言。

　　“大跃进”期间，不少专家被戴上“白专”的帽子，专家们不敢言“专”。不少科学家对开会、政治运动占用时间过多有意见，或者对领导的浮夸风有意见，也被认为是“政治上的危险分子”，是“反党”。至于文艺、教育、社会科学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的为数更多。

　　1962年3月，陈毅在“广州会议”上讲话，批判了1958年的这种错误做法。

　　他说：“特别是大炼钢铁，大办水利中间，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。一亩地，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，他们(指科学家)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违反科学的，但是不敢讲。他们说‘一讲就说我们保守，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我们只好不讲’。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、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。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听听这些科学家的话，也许我们少走弯路。”

　　陈毅和周恩来在“广州会议”上，再次正面评价了知识分子，并摘掉了他们的“白专帽子”。陈毅说：“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、社会主义的科学家、无产阶级的科学家，是革命的知识分子，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。今天我给你们行“脱帽礼”。十二年的改造，十二年的考验，光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———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，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，还是不抱怨，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，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，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。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，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，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！”

　　他继续说，十二年以后，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，为什么“我们这些人还拿着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’给他们作鉴定?这不符合实际，伤人太甚嘛！”他引用毛主席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讲的刘邦“倒履出迎”长者和项羽自刎乌江的故事，说我们今天对这些科学家、老作家、新作家，也要礼贤下士；如果我们的干部“对待自己的同志，对待群众采取专断的、独裁的、不民主的报复打击的态度，他们就是在当霸王。霸王总有———天要逼死乌江，演一出《霸王别姬》的”。

　　“广州会议”让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。大家纷纷敞开了自己的心扉。中大教授夏敬农认为“大跃进浮夸，不符合实际，搞得过分了”，也坦白地指出政策中不合理的地方：“过去教改下放劳动，是浪费人才，得不偿失。”胡金昌告诫青年教师：“在教学上不要太好，也不要太坏，太好了会影响自己搞科研，太坏了又站不住脚。写论文要搞些偏门的容易成名。”中大历史系教授刘节指出：“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资产阶级身上，特别是贪污盗窃的事情，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腐朽的结果，不能什么都用简单的阶级分析，关键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。”

　　刘节对批判孔子、批评封建学术思想很大意见，他认为：“孔子有他的理想，有他很好的想法，但他的理想终于未实现。他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想得太天真了。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人是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，受统治阶级的歧视，不得志。孔子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信孔子，将来还有人信他”。

　　在各种运动中，知识分子们都疲惫了，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业务。因此，有次在听报告中，梁宗岱中途退席。他很厌烦开会：“都是老一套了”。认为：“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悲剧，一出了名就要搞行政工作。”他们希望“广州会议”能够带来新气象，改变眼前荒谬的局面。

　　可惜，“广州会议”的精神很快就被新的政治运动席卷，老教授们的直言，再次成为他们新的罪状，很快就被打为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，在紧接而来的政治运动中，受到更严厉的批判。

　　人物背影　

　　60年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

　　1962年9月，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。在会后，全国各省、市陆续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简称“社教运动”，通称“四清运动”)的试点工作。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同实践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。1963年，容庚、陈寅恪、梁宗岱等知识分子，被正式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而他们的言论和行为，一再成为批判对象。

　　容庚不做驯服工具

　　个性耿直的容庚向来敢说真话。他认为，做学问的人不该过问政治，因此，在解放后，他屡屡因为直言和思想落后，受到批判。如他自我坦白所说一样，“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不易做驯服工具。”

　　1954年，在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时候，容庚认为胡适“拿出证据来”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不应该抹煞。然后，在参观肃反展览会时，他又直言告诉别人，展出的枪械是日本兵丢到井里，和特务不相干，结果受到了严肃批评。

　　1957年，号召大鸣大放，容庚就很认真地对大家说：“过去的肃反90%都错了”。之后，开始了“反右”运动，他不顾自己，倒亲自跑到校党委书记家里，为其他右派说情，说“党委要网开三面”。在政治环境复杂，学生都无心向学的时候，容庚在报告“我的自学道路”中说到：“一个人有业务，就是有本钱，业务是铁饭碗，敲门砖。”再三恳切地告诉学生“钻冷门，走偏锋，容易成名”。因此，为自己资产阶级罪状又添了几笔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言行还有：他平常不学马列主义，说“马列主义无法插到文字学中去”。在教育改革的时候，他直接地告诉领导：“自己教书不教人”，“如要教书又教人，只要请学校另聘高明了。”

　　1962年，在“广州会议”的精神感召下，容庚带了三个助手北上考察资料，心情很愉快，希望抓紧时间好好搞工作。他说，以后他就好好做业务，政治让别人去搞。但他没想到，几个月之后，他的种种不驯服的言行又变成了新的罪状，但在他的硬骨头和直言中，容庚坚持了做人的尊严和说真话的态度。

　　坚持要自由的陈寅恪

　　1949年，陈寅恪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，院系调整之后，他任中山大学教授。陈寅恪从最初就坚持着自己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，就有桎梏，就是学术不自由”。

　　因此，他不参加思想改造，并以双目失明为理由，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。他同意团结知识分子，却不同意改造知识分子的说法。

　　1954年，三联书店要重版他的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”，对原版进行了修改。陈寅恪大为不满，认为“学术不自由”。1954年，他写了《论再生缘》，就自己请人油印出版，被群众批判为对“学术不自由”的“抗议”。

　　1957年，整风运动中，陈寅恪既不接受学界对他的批判，更不能接受来自学生的大字报批评，特别是听到“误人子弟”的批评后，从此就拒绝开课和带研究生。他说：“以免带错学生。”

　　陈寅恪很少对政策作出评论，但他希望自己身边的人，能和他一样坚持思想自由，女儿入团后，写信批评他的思想，三女儿在入团申请书上也写上“我的父亲是一个有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专家。”对此，陈寅恪很生气，也很无奈地说女儿“卖父求荣”。

　　直至1969年去世，陈寅恪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

　　主张，要学术自由，要人的尊严。

　　大跃进中的梁宗岱

　　诗人梁宗岱一生宛如传奇，天真直率的他，同样不会在政治运动中，以圆滑求生存。因此，在种种政治排队中，屡屡和容庚、陈寅恪并列，列为严重是非不分的知识分子。比如，梁宗岱在教学中，常常提到人道主义，认为人道是永恒不变，什么时代都有用。还说现代学术界有一种“喜欢吹捧”的作风。因此，大家批判他“经常在女学生、女教师面前或者利用上课辅导机会贩卖其腐朽，甚至黄色的东西。”

　　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梁宗岱也不失他的诗人天性，文革期间，组织上曾派几个女学生“帮助”他的思想，事后他竟对人说：她们的声音像鸟一样，很好听。

　　在大跃进期间，面对经济困难，梁宗岱在学校里围了一块土地，开荒种菜、种果树、酿酒、制药，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农场，养了七八十只鸡，还有猪、鸭、鹅等。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，梁宗岱很兴奋地告诉别人：除了水稻之外，这里什么都有了。

　　档案拾遗

　　在关于“广州会议”的历史档案，记者有幸看到了陈毅讲话的原始记录。陈毅诙谐贴心的讲话，引得现场听众大笑不已。现将部分妙语摘录如下。

　　——大跃进期间，文艺界出现了种种强迫命令的怪现象，什么文艺统统要“写中心”、“唱中心”、“演中心”，硬性摊派写作任务，硬性摊派写作数字，硬性规定写作框框。对此，陈毅说道：“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，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？动员人家写了半年、一年，结果一分钟，就否定完了？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不重视？一定要人家改，非改不可？”

　　——对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的问题，陈毅讲道：“至于在办事能力、科学技术上，我们有些方面，还必须向资产阶级学习。今天，我要发表这个”谬论”。我们搞剧团、电影，在事业管理上就不如资产阶级！要蚀本，要国家的血本来贴你们。拿人民的血汗，来贴你们。你们学学资产阶级的成本核算，赚点钱给我们，把我们的负担减轻，我跟你磕三个响头，我喊你“万岁”！

　　——大跃进期间，文艺创作讲究集体创作，凡是走个人路线，都会带上“白专”帽子。对此，陈毅说：“集体创作，是一种方式，它不是主要的。尤其是人家写的东西，硬要安上五六个、七八个名字，变成‘集体创作’，而且把首长的名字写在前头，这是很庸俗的，非常庸俗的。”进而，陈毅认为“精神产品，要靠思想酝酿，表露一个思想，表露一个感情，作者他是非写不可。他把它表露出来，可以随便听人家随便改，这个作者没有，是最蹩脚的作者，不能成为一个作者，这是个跑江湖的。”

　　——在会议中，陈毅遇到几个儿童剧作家，向他请示。他感慨良多：“现在儿童看小人书，我是可以的，但是小人书有个很坏的副作用，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，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，将来我们的儿童———下一代，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。这都是小人书危害无穷。儿童应该有很多幻想、很多美丽的故事、神仙的故事、很多童话故事———好像《天方夜谭》那样的故事。儿童幻想多，智慧就开阔，眼界就扩大。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、斗争故事，还要写一些有趣的。”

　　■本版撰文张玥晗

　　■感谢省档案局（馆）大力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