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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无际的稻田绿意盈盈，空气中弥漫着闷闷的水气。
8月14日，冒着暴雨，记者走访了汉寿县三和乡莆田村。这是湖南北部一个宁静的小山村，此时，宁静得令人感到窒息：5名从这里走出去的青壮年，在8月7日广东梅州兴宁县大兴煤矿发生的特大透水事故中，被围困在煤矿深不见底的井下，现在生死不明。
“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孙们能够被救出来，我爱他们，我恨透了黑心矿主！
“儿啊，我还等你回来陪我拣茶子啊！”还没走进村民李盈加的家门，他的母亲、68岁的刘爱香老人的哭声，已让每一个前来探望的人心碎。
在8月7日广东梅州兴宁县大兴煤矿发生的特大透水事故中，刘爱香老人的儿子李盈加，孙子李兵、李勇被困在矿井下，至今尚无着落。这个悲伤的消息，让老人悲痛万分。
李盈加是刘爱香的大儿子。4年前为了盖砖房，李盈加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两个儿子李兵、李勇去年在广东中山骑摩托车兜风，双双摔断右手，住院治疗又借了不少钱。还债的压力使这个中年汉子不得不携妻带子，去大兴煤矿打工。
走进李盈加家的砖房，除了电灯泡外，看不到第二件电器，家具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。房子没有粉刷，赤裸裸的红砖格外刺眼，刘爱香老人坐在一张板凳上啜泣。自从儿子李盈加4年前修好房子，外出打工后，她一直独守着这幢空荡荡的房子。
刘爱香流着泪回忆说：“我的儿子浓眉大眼，当过3年兵，复员后就回家种田，对我很孝顺，我一生病他就急得不得了，四处寻医问药。他现在生死不明，命真苦哇。我两个孙子李兵、李勇才20出头，在透水事故发生前两天，李兵还打电话给我说，‘外面天气热，奶奶保重身体，不要出去。’我好舍不得儿孙们啊。”
“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孙们能够被救出来，我爱他们，我恨透了黑心矿主！”
突如其来的事故，也击倒了李盈加的妻子胡晓元。她陪着丈夫和两个儿子在大兴煤矿打工，当透水事故发生后，她悲痛得昏迷过去，不再进食。现在，她还在广州军区医院进行抢救。
告别刘爱香老人，走在田野的小路上，回头看时，老人靠着红砖房的墙壁，哭着呼唤儿孙的名字。
徐惠云每每说起儿子李敏的日常生活，眼眶就会突然一红，那是一种悲痛欲绝却也无可奈何的表情
莆田村党支部书记刘真科说，村里另外两个被围困矿井下的是李秋生和李敏，两人是叔侄关系。
“村里没有产业支柱，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外打工，而且一般都是亲戚朋友互相介绍到外地打工的。莆田村这种借债盖房，再外出打工赚钱还债，然后回家享受生活的做法，是大多数村民的追求。”
李秋生的砖房是7年前盖好的。由于长期在外打工，房间空无一人，一楼房间的地上长满了青苔，窗沿上也结满了蜘蛛网。只有邻居在他屋门外猪圈里喂养的两头小猪，给这个安静的庭院增添了几许生机。
李敏的家与李秋生的家遥遥相对。李敏的家门上的“福”字和对联依然鲜艳夺目，然而，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的消息，使得一向乐观的母亲徐惠云面容憔悴，神情呆滞，不停地呼唤、叹气、哭泣。
从7日下午得知儿子被围困井下后，徐惠云每天坐在堂屋里，眼巴巴地望着门外的院子，希望儿子平安回家。她天天守着中央电视台的“东方时空”，不放过报道大兴特大透水事故的每一个镜头，盼的就是奇迹能够出现。
徐惠云的丈夫已经赶到兴宁县大兴煤矿，等待消息。徐惠云缓缓地说，“儿子出了这样的事，我现在魂都没有了。儿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本性很善良，从不抽烟喝酒，平时在家做饭、洗衣，非常听话。他去年正月二十八外出打工，就是想挣钱治好我和他爸爸的病。”徐惠云清晰地记得，李敏外出打工那天，特别兴奋，连牙刷、毛巾都没有带，只穿了一件外套，一条长裤。
到煤矿工作后，李敏默默兑现他的诺言。这个22岁的年轻人，每个月都寄1000元给父母，自己在矿上省吃俭用。“黑心矿主是吸血鬼，明明知道有危险，还要矿工下井，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。”
徐惠云每每说起儿子李敏的日常生活，眼眶就会突然一红。那是一种悲痛欲绝却也无可奈何的表情。当我们离开时，她用椅子支撑着一步一步挪出堂屋，一边挪椅子一边深深地叹气，神情是那样低沉和无助。
这里农民受教育机会不多，文化层次不高，亦无任何技能培训，对于外面的世界缺乏防范之心
最初，记者走进莆田村，发现这里许多村民都住着两层楼的砖房，以为这是一个富裕的小山村。了解后才知，这些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借钱盖的，为了还清债务，家里的青壮年不得不外出打工。
在这些外出打工的人当中，有的与李盈加有相同的遭遇，“欠了一屁股债”，需要靠打工挣钱来偿还；有的是知识分子，但觉得“读书没有打工赚钱来的快”，所以去打工。由于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多，文化层次不高，亦无任何技能培训，对于外面的世界缺乏防范之心，对雇佣单位的性质并不了解，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。
以广东大兴煤矿特大透水事故为例，就是一起典型的黑心矿主行为。明明知道有危险，还要矿工下井，这些被生计所迫的农民，进煤矿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培训，也不知道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规章。如果他们知道大兴煤矿是违法生产的煤矿，煤矿之上有丰富的地下水，他们的命运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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